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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矩如此，这个“门包”不能不给；给吧，大家伙儿比着，还不能少给。不少官员到恭王府办事，办的是公事，自家衙门也没有报销“门包”的花费的预算，办公事掏自己的腰包，实在叫人想不大通。
因此，恭王府的“门包”，中下级官员中早已啧有烦言，只是恭王自己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。
小数怕长计，蔡寿祺算了一笔账，每天到恭王府“投书、办事、问访”的，“少则数十，多则盈百”，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三年下来，“一人贿银二十两计，合凡百万之数，实骇人耳目！”
这个数字确实吓了两宫皇太后一跳。
这些银子都是光天化日下收的；私下底收的，不知道还有多少呢？
蔡寿祺写道，“或云恭王府开支浩繁，不得已而为之”，那么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呢？如果都花在迎来送往、资助贫困的官员、赏赐传旨的太监等等上面，“尚有可宥之处”。实情如何呢？
蔡寿祺讲了两件事情。
第一件事情，是恭王在后湖旁的小凤翔胡同修了别邸，叫做“鉴园”。
这个园子的建筑极尽巧思，第二进院落开始，费工无数，将地基人为垫高，每一进院落的地基都高于前一进院落的地基，造成层层“高第”的效果，最后一进院落的房屋已高过了后墙。
室内全以楠木装修，间隔以花罩和栏杆罩。主人的卧室里边，一张落地罩木大床上，镶着一面与墙同大的玻璃镜。由于楼基垫高，因此不但鉴园，园子边上的后海，湖光山色，也尽入镜中。
“鉴园”之名，即由此而来。
第二件事情，是恭王府厨下的鱼翅如何“讲究”。
恭王府的厨子发鱼翅，干翅不用水泡，用网油包扎上笼，蒸透发开，然后配以许多只的肥鸡、两三年的“陈腿”，花几天的功夫，煨成一盅。
总之，“穷奢极欲”。
这两件事情的细节是关卓凡提供的。
鉴园名声在外，可里面到底如何，蔡寿祺怎会知道？关卓凡却是知道的，因为他在原时空的时候进去逛过。
至于恭王府的鱼翅吗，当然是历史书上看来的啦。
这两件事情对两宫皇太后的刺激，甚至超过了那个“百万之数”。
因为宫里面包括热河的行宫，都没有这么一面镜子；上方玉食无数，她们却从来没有吃过做得这么讲究的一味鱼翅。
慈禧想起了一件事。恭亲王原是“赏食双亲王俸”的，但恭王一力辞了。本以为他“谦逊”，其实一年一万两银子，哪里放在人家眼里啊；辞了，还落个好名声。
讲完“贪墨”讲“骄盈”，这方面，恭王的辫子就太多了，随抓随有。
什么截住太后的话头，抢先说话啦；什么高声抗辩啦；什么故意装听不见太后的说话沉默不语啦；什么传召的时候，太监还没报完名，里面还没下“进来吧”的旨意，就掀开帘子进屋啦。
句句打进慈禧的心坎里。
甚至“擅用御茶”也在其中。
慈安深为骇异：“连这种事情外面都知道了？”
慈禧冷笑着说道：“天底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老六的尾巴翘那么高，打量谁看不见呢？”
呃，“这种事情”，是躺在毅勇忠诚贝子府内院西厢房的大床上，蜷在关贝子宽阔的怀抱中，“透”出去的。
恭王这些“骄盈”的事迹，大多众目睽睽，是无可分辨的，任何一桩，都算“无人臣礼”，上纲上线的话，都是“大不敬”。
由“骄盈”而“揽权”。
恭王意气风发，勇于任事，这方面的事例就更多了。
军机处是国家行政中枢，但这个“中枢”仅是“事实上”的；仪制上，军机处“只供传述缮撰，不能稍有赞画于期间”，就是说，军机处本质上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，所有的决定都得请旨，得到皇帝的允准，以上谕的名义颁行，自己是不能独自做任何决定的。
实际当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，许多没那么重大的事情，恭王和下面打个招呼就办了，并没有经过两宫皇太后的这一道程序。
所以，这些事，既算“揽权”，也算“擅权”，因此也算“骄盈”。
慈禧说道：“姐姐你看，老六背着咱们姐俩，做了多少事情！还有，你瞅瞅，有哪个衙门他不插手的吗？”
慈安叹了一口气，默然。
至于“徇私”，只要一个新任命的官员和恭王之前过从较密，都可以归拢进来，所以事例也很多。但这一点蔡寿祺倒没有大加发挥，匆匆数语，点到即止。
因为关卓凡的目标仅是恭王一人，暂时并不想扩大打击面。
本来蔡寿祺还想加上“结党”的。
“结党”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，打击政敌的标准套路，其效用仅次于“谋反”，因为这是最触君主忌讳的。大臣“结党”，有了“党援”，就有了和皇帝抗争的资本，就有了“腐蚀大多数”的可能性，就有可能“乱政”，“篡权”，甚至“谋反”。
但关卓凡没有同意，原因还是前面那个，他暂时不想扩大打击面。非但如此，还要争取建立“统一战线”。
反正恭王的把柄已经够多了。
关卓凡现在朝廷里边还没有自己的班底。一个是活总要有人干，一个好汉还三个帮，自己没有三头六臂，许多事情还得依靠旧人去办。一个是如果打击面过宽，会引起过于强烈的反弹，自己刚刚上位，根基未稳，容易立不住脚；就算真能站牢了，也会牵扯过多的精力，毕竟，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展开建设。
毕竟，还没到大开杀戒的时候。
如果玩“结党”这种把戏，“恭系”中的核心成员，如文祥、宝鋆、曹毓瑛几个必然会被牵扯进来，而且首当其冲。宝鋆也罢了，反正是关卓凡迟早要清理掉的一个人；但文祥和曹毓瑛两个，关卓凡是要“争取”的。
曹毓瑛不必说，关卓凡有把握他会倒向自己，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智囊；文祥是肯定不会背叛恭王的，但我也没叫你出卖朋友，我是叫你为国家做事。
文祥此人，有担当，有见识，有能力，有操守，是当时旗人中极罕有的贤者。关卓凡以为，如果要“排位”的话，当时的旗人里边，文祥当居首位，甚至超过恭王。
还有非常难得的一点，文祥是个“睁眼看世界”的人，关卓凡对他在原时空上的《密陈大计疏》印象深刻。
其中一段：“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。然其国中偶有动作，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卿士也；付下议院议之，所谓谋及庶人也。议之可行则行，否则止。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。自知其国以此，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。”
文祥也承认，“中国天泽分严，外国上议院、下议院之设，事有难行”，但是，“义可采取”。
那是原时空光绪元年的事情，即1875年，距今不过十年。
关卓凡的印象中，这是中国的最高层领导，第一次议论议会民主制度，并给予正面评价，认为“义可采取”。
很难得了。
还有，文祥和关卓凡的这个“本身”一样，都姓瓜尔佳氏，咱们哥俩才是自己人啊。
这个人，还是要想办法拢在袖中。
蔡寿祺开始收尾，他写道：“夫用舍者朝廷之大权，总宜名实相符，毋令是非颠倒。不然名器不贵，纪纲何由而振？朝廷何由而尊？臣不避嫌怨，不畏诛殛，冒死直言，伏乞皇太后皇上敕下群臣会议恭亲王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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