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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壁残垣之间，浓烟烈焰之中，寨内教众依旧持械苦斗，但他们早已被无休止的炮击、枪击，轰击得筋疲力尽，已接近神智混乱的地步，根本无法给杀红了眼的官军以任何实质性的阻碍。
潮水般的官军从外寨卷向内寨，所过之处，尸横遍地。
张积中、张绍陵父子在祭祀堂内，集合家属亲戚数十人，包括两个地位最高的女弟子李素心、张静娟，自残而死。
寨内血盈没足，一直流下寨外悬崖，以致染红了整个崖面。
教众堕崖坠谷者不计其数，崖底血流成川。
这面悬崖，后人称之为“血崖”。
逃出大寨的，被驻扎在各个隘口的官军和民团分头截杀，几无脱身者。
死难的教众中，包括在教的官宦子弟眷属男女共两百余人。
韩美堂为王心安部擒获，形色洒然，声称“愿从师而死，别无供词”。官军直接将他扔进了大火，韩美堂在火中放声长笑，良久不绝。
黄崖山上“泰州教”教众总数，一说八千人，一说一万两千人，寨破之后，生俘下山的，仅四百余老弱妇孺。
阎敬铭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道，黄崖山教众“合寨死斗，无一生降”；在他给关卓凡的私人信件中，感叹教众“生为倾资，死为尽命”。
后来根据不同的俘虏的供词，大致拼出了寨内情形的发展变化：
所有隘口失守，教众全入大寨，人心浮动，特别是在官军开始“攻心”之后，颇有人想投降的。但以韩美堂为首的死硬派坚决不肯投降，声称谁投降就点谁的天灯。
张积中本人的意见并不十分明确。他在信里说的“不逞之徒，劫令主盟，势不能出”，又说“人心汹汹，不能举步”，一定程度上是事实，不完全是缓兵之计。
最后韩美堂想出了一条计策：诈降，诱骗官军入寨，聚而歼之。
他的算盘是，如果够运气，杀掉了阎敬铭，官军即群龙无首，此时我教开寨出击，官军一定大溃；不行的话，也和官军彻底翻了脸，寨内的主降派想投降也没门了，只能跟着自己一条道走到黑。
残杀俘虏的官军，既是陷入疯狂状态的教徒的疯狂之举，也有进一步激怒官军、断绝“主降派”后路的用意。
进剿黄崖山，从正式开打到全寨平灭，前后不过三天，军事上获得的是完整的胜利；但政治上，却是风波骤起，许久难平。
黄崖山一役，杀戮之惨，到了死无孑类的地步，这种情形，即使是在发乱捻乱最猖獗的时候，也不多见。现在中原已经大定，黄崖山教案的血腥气味便尤其刺鼻。
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，死难的教众中包括两百多名官宦子弟眷属。这些人，除了张积中的亲友，绝大多数，都是山东籍人士。
事实上，这是阎敬铭进剿黄崖山最为投鼠忌器的地方。他之所以反复对张积中劝降，甚至中了韩美堂的诈降之计，根本原因就是意图避免这种玉石俱焚的结局。
关卓凡尽量使轩军和进剿黄崖山保持适当距离，所派炮兵连及“军事顾问小组”都不用公开名目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。
作为穿越者，关卓凡对“太古学派”的本质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，知道这个打着儒学旗号的教派的狂热程度，洗别人的脑的同时也洗了自己的脑，肯投降的概率是很低的。既如此，只要开打，血屠的结局几乎就不可避免，而乱军之中，是不可能对在教官宦一一进行甄别、网开一面的。
这个也是张积中当初最大的护身符。换了一个不肯承担责任的巡抚，很可能对黄崖山的种种不正常的情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你不扯旗放炮就好。
可阎敬铭却正是那种最勇于任事的人。
战后，山东地方喊冤声四起，京里翰詹科道中的山东籍官员，开始上折，有的委婉，有的激烈，但意思是一致的：阎敬铭良莠不分，杀戮过甚。
前文提到的长清县令陈恩寿——赴黄崖山劝降、差点丢了性命的那三位官员之一，“既痛死者无罪而横罹凶惨，又憾官吏之不能先几安抚”，愤而辞官。
朝廷当然要维护阎敬铭，参剿黄崖山的有功官员、将士，封赏一样没少。但连阎敬铭自己也觉得，和地方的关系闹得如此之僵，他这个陕西人，很难在山东巡抚这个位子上再呆下去了。
那么，该把阎敬铭调到那里去，又该派谁接山东巡抚的位子呢？
上谕下来，几乎跌碎了所有人的眼镜：
阎敬铭左迁户部尚书。
山东巡抚由署理布政司丁宝桢接任。
巡抚是从二品，部院尚书是从一品，就是说，阎敬铭连升两级。而且，户部——那是什么地方？！
而丁宝桢原来仅是一个“署理布政司”，且刚刚上任，资历尚浅。可他接的山东巡抚，反倒没有“署理”二字，真正是一步到位。虽然布政使和巡抚都是从二品，但大家都晓得，这也叫“连升两级”了！
这两个出乎朝野意料的任命，全出于关卓凡的一力主张。
把阎敬铭调离山东，就算是对山东地方最大的交代了。不管有没有“杀良”，天底下从来没有打胜了仗，反倒处分主将的道理。山东士绅以及山东籍的京官们，应该满意朝廷的处置，不会再唧唧歪歪了。
阎敬铭是升官，不是平调，更不是降级，因此，山东绿营的士气，也不会受到影响。
更重要的是，关卓凡要用阎敬铭，切实整顿户部。
“奉旨管理户部”的军机大臣是宝鋆。平心而论，宝鋆管部，还是称职的。该花的钱花，不该花的钱不花。比如，慈禧和安德海想修圆明园，宝鋆就不干；慈禧想把内务府拿过去，宝鋆也把着不肯放。
国家的财政收入，在“制度”的范围内，基本没有流向什么不应该的地方。当然，改革“制度”，比如，减少将养八旗的花费，就不是宝鋆兴趣所在，亦非其能力所及。
但是，宝鋆管部，管好的只是“部外”；户部内部种种弊端，宝鋆却当做看不见。国家的钱，从户部出来之后，固然大致用得其所；但这些钱还在部里边的时候，却被“内部人”上下其手，狠狠先过了一刀。
宝鋆不管“部内”，或者说他管不来“部内”，除了他不爱干这种“损人不利己”的事情，说到底，还是因为宝鋆本人就不是个清官，贪贿卖官，样样不缺，指望他“兴利”也许可以，指望他“除弊”——本质是整顿吏治，当然没戏。
以现有的历史资料看，可以担负户部“除弊”任务的，阎敬铭之外，不做第二人想了。
首先，阎敬铭不但清廉，而且简朴。
晚清高级官员，尽有清廉的，如曾国藩、沈葆桢、丁宝桢，等等。但开府建牙，迎来送往，得维持必要的排场，真正做到“简朴”的，可就少之又少了。而阎敬铭这两种优秀品质“二合一”的程度，在晚清衮衮诸公中，绝对是第一号男猪脚。
原时空光绪三年，即1877年，山西大饥，朝廷派阎敬铭赴晋视察赈务。阎敬铭一路敝车荆服，行李萧然。到任后，穿一身粗糙的“褡连布”做成的官服，并逼属下也穿这样的粗布，有穿绸缎者，自然是钱太多了，那就“罚捐饷济灾”吧。
他杀掉侵吞赈款的吉州知州段鼎耀，严劾奉使大臣礼部尚书恩承等过境滋扰地方，活人无数，晋人交口誉之“阎青天”。
光绪八年，即1882年，阎敬铭奉调入京，也是布服敝车，只带一个小家童，一老一少，悄然进京。
关卓凡想，如果都像阎敬铭这样不讲排场，这个级别的官员，正俸加养廉银，根本不需要贪污，日子就可以过得很舒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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