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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，不知是什么激怒了他，他开始跺脚，猛地抡起手杖，简直像个疯子一样—女仆如此描述。老绅士大吃一惊，向后退了一大步，诧异中还带点儿受到侮辱的愤怒。这时，海德什么也不顾了，行为举止彻底疯狂起来，抡起粗重的手杖将老人打倒，然后粗暴地跳到摔倒在地上的可怜老人的身上狂踩猛踢。
将近一年以后，在一八××年十月，一桩极其残忍的凶杀案震惊了整个伦敦。由于被害人社会地位很高，这件案子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案情的具体经过并不复杂，但却骇人听闻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一个女仆独自住在泰晤士河附近的一所房子里，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，她上楼准备睡觉。虽然那天深夜全城都起了浓雾，但午夜之前天高云淡。女仆的房间紧挨着一条小巷，满月的柔光轻柔地洒在大地上，令颇有些罗曼蒂克的女仆不禁思绪万千，便在窗前的木箱上坐了下来。事后，当她叙述起当天的经过时，一再哽咽失声，说当时自己沐浴在月光之下，从未感到过如此平静安宁，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对世界的善意。就在她沉思冥想的时候，她看到一个满头银发、仪表堂堂的老绅士沿着小巷走过来，同时又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迎着他走过去。这两个人刚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女仆并没有太在意，只把他们当成赶路的行人。后来，两个人越走越近，到了可以交谈的距离—这个位置正好处于女仆的眼皮底下—老绅士向对方礼貌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很有风度地走上前去和那人攀谈起来。从他的手势看上去，他并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，大概是在问路。柔和的月光照在那位老绅士的脸上，女仆感到老人的脸上带有一种忠厚质朴的善良，同时眉宇间透出高贵优雅的气度，他怡然自得的神态令人感到十分舒服。然后，她将目光转向另一个人，她惊讶地认出那是海德先生，因为他曾到她的主人家拜访过，在当时，她就对这位客人心怀反感。而此刻，此人正把玩着手中那根看上去十分沉重的手杖，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情，不发一语。突然，不知是什么激怒了他，他开始跺脚，猛地抡起手杖，简直像个疯子一样—女仆如此描述。老绅士大吃一惊，向后退了一大步，诧异中还带点儿受到侮辱的愤怒。这时，海德什么也不顾了，行为举止彻底疯狂起来，抡起粗重的手杖将老人打倒，然后粗暴地跳到摔倒在地上的可怜老人的身上狂踩猛踢。他接连不断地挥动手杖，老人清脆的骨折的声音都传到了女仆的耳朵里。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和恐怖的声音，把那个女仆吓得一下子晕倒过去。
凌晨两点左右，她才苏醒过来，赶忙去报警，可凶手早已逃得不知所踪。被害人还躺在路上，全身血肉模糊，早已没了人形，那副惨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那根成为凶器的手杖是用罕见的坚硬木材制成的，在凶手毫无人性的施暴过程中，被生生折断成两截，一截滚落到路旁的水沟里，另一截被凶手拿走了。从被害人的身上发现了一只钱包和一块金表，可是找不到任何能够表明其身份的名片或其他纸张，只有一封封了口的信，可能他正是要去往邮局寄信。信封上写着厄特森先生的姓名和地址。
这封信在第二天一大早被送到了律师家，那时他还没起床。律师看完信，听来人介绍了事情的经过，立即严肃地闭起嘴。“我必须先看看尸体。”他说，“在此之前不想发表任何意见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请稍等，让我把衣服穿好。”他表情凝重，匆忙吃了两口早饭，就坐上马车前往警察局去辨认尸体。他在停尸房只看了一眼便开始点头。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我认出了他。很遗憾，这是丹弗斯·卡鲁爵士。”
“天！先生，”警官惊呼道，“这是真的吗？”但是，强烈的事业上的雄心立即让他的眼睛射出光芒。“这将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，”他说，“也许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个凶手。”他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女仆的证词，然后把那截折断的手杖拿给律师看。
厄特森听到海德的名字先是大吃一惊，再看到这半截手杖，便确信无疑了。因为这根手杖虽然只剩下半截，但他依然认出这是多年前他送给亨利·杰基尔的礼物。
“那位海德先生是否是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？”他问。
“非常矮小，而且面目凶恶。女仆是这样说的。”警官答道。
厄特森低头思考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如果你愿意坐我的马车，我想我可以带你去他的住所。”
时间是上午九点左右，那天恰好下了这一季的第一场雾，天空像是一张棕色的帘幕，只有风在不停地努力冲击着，奋力想将这厚重的浓雾吹散。当马车由一条街道拐向另一条街道的时候，浓淡不一、色彩各异的晨光一下子在厄特森的眼前出现，有的地方一片漆黑，仿若黑夜；有的地方却是浓重鲜艳的棕红色，如同透过烟雾熊熊燃烧的火光；有的地方雾气正在消散，惨淡的阳光穿过旋涡状的雾气照射到地面上。在这光怪陆离的光线之中，索霍区那颓败的房子、泥泞的马路、衣着破烂的行人、昏沉而无法驱走黑暗的街灯，种种的一切，令律师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噩梦中所见的某个地方。这些森然恐怖的色调逐渐充满了他的头脑，当他的目光瞟向坐在他车上的警官时，仿佛感觉到了对法律和执法官员的一丝丝恐惧，他隐约意识到，即使是最问心无愧的人，也难免会对法律产生畏惧之心。
马车到达目的地时，浓雾已经散去了一些。一条肮脏的街道便呈现在厄特森先生和警官的眼前—一家小酒馆，一家低档的法国饭馆，一家零售杂货店，一家两便士一份凉菜的小铺。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各处的出口挤来挤去，不同肤色的女人进进出出，手里捏着钥匙，准备去喝上一杯早晨的开胃酒。可是眨眼间，浓雾又渐渐弥漫开来，把他们同这些杂乱的环境隔开。亨利·杰基尔那位心爱的朋友—正是此人将要继承二十五万英镑的财产—就住在这所房子里。
一个脸白得仿佛是象牙的白发老妇人开了门，她有着伪善的相貌，虚伪的笑容显得还算和气，举止也可以说是彬彬有礼。
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这是海德先生的寓所，不过他现在不在家。昨天夜里他倒是回来过一次，但不到一小时就离开了。这种情形也很平常，他总是行踪不定，比方说，在昨天晚上回来之前，他就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回来过了。”
“好的，我们想进去看看。”律师说。但是那个老妇人表示这不符合规定。于是厄特森先生说：“看来还是把这位先生的身份告诉你吧，这位是伦敦警察厅的纽可曼警长。”
老妇人立刻显得有点儿幸灾乐祸：“啊，他出事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厄特森和警长交换了一个眼色。“看来这个人的声誉很差。那么，”警长说，“太太，请让我和这位先生进去看一看他的房间吧。”
现在，只有老妇人和海德住在这幢楼房里，其中海德占了两个房间。尽管房子外面的环境不怎么样，这两个房间内部却布置得雅致而高贵，储藏室里装满了酒，盘子是银制的，桌布十分素雅讲究；墙上还挂着一幅名画，厄特森估计这是亨利·杰基尔送给他的，因为杰基尔可是个出了名的鉴赏家；地毯厚重舒适，颜色也很柔和。但是，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是刚刚被抢劫过一样：衣服被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，衣兜被拉出来翻在外面，抽屉大敞着，壁炉里面有一堆像是刚烧掉文件而留下的灰烬。警官从这堆灰烬中捡出一本绿色的还没有被烧光的支票簿，同时在门背后找到了另外半截手杖—由于这半截手杖证实了警官的推测，他显得有些兴奋。经过到银行调查，发现这个海德先生有几千英镑的存款，警官对案子的进展很满意。
“先生，你不必担心，”他对厄特森说，“现在，他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。看来他是昏了头，不然不会傻到把那半截手杖丢在家里，更不会烧掉那本支票簿。谁都嗜钱如命，我们只要在银行等候，再四处张贴追捕令，就一定能够抓住他。”
但是，这个张贴追捕令的计划实施起来很难，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与海德先生熟识，甚至就连他的女佣也仅仅见过他两次而已。他的亲属各处遍访无着，而且他也没有照过任何照片。至于那几个自称知道他长相的人，描述起来又不尽相同。这种情况很正常，人们在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上经常出现大相径庭的情况。然而，有一点他们达成了共识，即海德先生给人的那种扭曲、畸形的感觉，所有与这位在逃罪犯接触过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，虽然只是隐约埋在心头，但始终叫人无法释怀。